配资app官网未来也有可能发表系列成果

【导读】6月21日，文汇讲堂176-4“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共振与互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该校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主讲，并在圆桌环节与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姜锋、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顾力行（Steve J. Kulich）和巴基斯坦国际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员纳西姆·汗（Nasim Khan）展开圆桌互动。近180位听众现场参与，上观APP等五个平台直播，1.5万人次观看。

内容整理后已刊发主讲上下、圆桌上下，此为提问篇，还有快评（含精彩瞬间）。

区域国别学关注域内域外双维度，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是目地

牙医朱联国：区域国别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原有的国际政治、跨文化交际研究？

姜锋：区域国别学是一个综合性、应用性学科，研究对象顾名思义就是地球上的国家和区域，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包括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北方”国家。研究内容有两个维度：第一是域内维度，研究对象国或对象区域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等；二是域外维度，研究该国或区域与他国的关系，包括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从学术传统看，我国早在唐代就有《大唐西域记》这样的典范著作，系统记录了当时中亚、南亚百余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

区域国别学科着重培养两种能力，一方面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和外语能力密切相关，能够与研究对象有效交流。另一方面，仅仅有语言技能还不够，区域国别学还要求通过扎实全面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对象国家的特征、禀赋，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有效地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与合作。

关注全球南方研究，文明互鉴理念引导合作共赢

上外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教师贾雪莱：如何把文明互鉴或者“将心比心”的理念融入到课程中，以区分“区域国别研究”课程与传统的“国家概况”课程？

杨成：首先，传统课程难以适应培养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需求，这已是各方共识。国家概况类课程多，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课程供给不足，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重要旁证。

我国过去的研究布局多聚焦于主要大国，相较之下，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还很薄弱，当务之急是抓紧补课。因此，从建设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并使之体系化，包括配套相应的教材体系来看，“全球南方”国家理应成为优先方向。

其二，尽管都强调整体性认知，都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人文、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内容，但区域国别研究课程除了强调知识广度，更注重知识深度，需要系列课程，即课程体系予以支撑。而且，还需要辅以田野调查、智库实践等实用知识来证实或证伪书本知识，完成实证、实践、实用的闭环。

开场前全家福

其三，文明互鉴理念、“将心比心”方法应当作为课程的逻辑起点和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与美国主导的Area Studies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问题意识的不同：不是将对象国作为征服或者管理的对象，而是基于合作共赢的视角，为了探索如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去了解、理解他者。传统民族国家体系已经难以充分应对公共性的全球问题，如人口走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等，文明互鉴的理念可以引导我们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解决方案。课程教学内容让我们的青年一代从一开始就具备全球意识，就把关注的国家放在全球尺度，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理解。

犍陀罗艺术展值得期待，也可去巴国实地感受氛围

律师黄瑛：巴基斯坦是否有与中国考古队或中国其他考古研究机构合作的项目、计划，来彼此了解文明，实现文明互鉴？

Nasim Khan：是的，中巴两国在考古领域的多个层面都有合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其中的重要参与方。我的一位上外同事正在系统整理和分类巴基斯坦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佛像资料，相关研究成果即将发表。

去年至今仍在展的现象级展览“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红遍中国，甚至有很多人从国外赶过来专程观看学习。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它是由我的同事薛江等策展的。未来两到三年内，我们计划举办一次类似的，同样也具备震撼效应的古犍陀罗艺术展览。

此外，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已经谋划多时，计划最早在今年暑假带领同学们重走玄奘之路，对犍陀罗地区开展实地考察。行程和考查目标等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未来也有可能发表系列成果。

英文导游陈晓燕：能否为我们推荐一些巴基斯坦的旅游去处？

Nasim Khan：如果你对佛教文化感兴趣，喜欢古犍陀罗艺术，那么你一定要去犍陀罗地区，它位于现在巴基斯坦的北部。在那里你不仅能领略美丽的犍陀罗文化，而且会深刻了解到犍陀罗地区与周边其他地区和文明的紧密联系，它处于古代各文明交流的中心枢纽位置。当然，如果你对其他文化感兴趣，你也可以前往巴基斯坦更南方游览。巴基斯坦南方的文化与北方迥异，在古代，南方有印度河文明，而北方则有犍陀罗文明。两地的食物、气候也都不一样。

通过集体性学习，AI工具和团队互补让老骥也能伏枥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明鑫：区域国别学者和师生在科研中如何用好AI工具？

Steve J.Kulich：我想仅从自身经验出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西谚道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也就是老骥难伏枥。尽管我已经快70岁了，但我也甚至有不断学习AI新工具的必要性。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个人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是有限的，但通过AI工具和持续提问，我们可以不断拓宽认知边界。我每天强制自己多花一小时使用DeepSeek、ChatGPT等AI工具，试图学习新的东西，提出问题并得到反馈，再和我的家人、同事以及任何能补充我不知道的信息的人交流。

学者们在AI时代也应当有集体性学习的概念，发挥各自专长。我的同事有人擅长量化研究，有人精于定性研究，还有人会用AI工具进行语料库研究。我自己虽然无法独立开发AI工具，但可以组建科研团队、学习小组和学生团队实现优势互补。例如在中国学研究中，凯森斯大学的教育模式有其独特魅力——他们始终以团队学习为核心。作为集体性学习的一份子，一方面我们必须自己培训自己AI技能，另一方面大学也必须提供更多有关AI的培训。

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开发以英语为主体进行训练的大模型，还应有更多元的全球AI生态。德国已经推出了德语版GPT，我希望今后能出现以西班牙语或者乌尔都语为训练的多元化大模型。

跨文化沟通的贡献：用理性共识避免极端观点滋生

工程师王钮：近期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让人感到：再多跨文化交流或文明互鉴的努力似乎都阻挡不了政治的冲突，受到伤害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如何解决这个困惑？

Steve J.Kulich：我完全理解您的忧虑，当看到权力被过度使用时，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感到不安。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只是冰山一角，全球范围内至少有20起冲突正在发生。我曾去过大约40个国家，无论是与街头路人、餐厅服务员还是出租车司机交谈，我都会感慨：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往往简单而自然，真正的难题在于政府之间的互动。

尽管无法预知民粹主义政府将来是否会再次当选，也非常忧虑日益加剧的分裂与对抗，但是每一位学习跨文化交流的人仍然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学术发表、公共倡议来提高我们的声量，获得社会的关注，进而促进对话，尽管有时很艰难。

十年前，在美国奥巴马执政时期，我对跨文化交流心怀期待，但过去五年这种合作精神已经渐渐不复存在。这反而激励我更积极地写作，并与所有人进行交流，并找到彼此间共识。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左右政治领袖的决策，但通过培育理性共识，我们可以避免极端观点的滋生。其实这也正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在这个充满对立的时代，学习其他区域民众的真实生活与思维方式，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才有可能。

全球化是文化自觉的触媒，说明自我意识被激活

左为上外附中初二学生包雨辰

上外附中初二包雨辰：全球化进程与各国的文化自觉以及“伟大复兴”叙事建构之间有什么关系？

杨成：人类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全球化，最新的一轮则是苏联解体后由美国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全球化。它带来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联通便利等诸多正面因素，一度让全世界产生了国家边界可以消解的乐观想象，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主题曲中的歌词“同住地球村”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国际风潮。

问题是，这种全球化本质上是等级制的，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因而其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明往往将自身的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向外推广，在世界范围内复制自身模式。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巨大压力。当不同文明相遇时，深层的文化自我意识会被激活，甚至强化为一种的生存本能——弱势文明面临着被同化、消解的危机。

在此意义上，全球化实是文化自觉的触媒。世界的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必然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反向激发了重建文明主体性的需求。若未深度参与全球化，这种觉醒可能不会如此显著。

更换中心节点也是一种文化自大而非“文化自觉”

企业财务曾娟：去中心化的文明发展是否会形成一些新的中心节点？其可能的影响是什么？

杨成：如果我们认同费孝通先生的文明观，那么，文明的发展就从来都是去中心化的，从来只存在平等的、多中心的互联互通文明网络。

当前，各国确实都在强调文化自觉。然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建构自身文化自觉时面临着“失语”困境，难以摆脱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因此，他们有时需要采取策略性方式，继续和西方国家沟通，从中汲取有效资源，但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在无意中被植入弱化自身主体性的视角、知识和叙事。最重要的还是借助考古学、历史学的路径，还原或者重新书写自己历史，找到本民族、本国、本文明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定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过度强调文化自觉的确有可能让全球南方国家与外部世界产生张力。这种状态的文化自觉有滑向文化自大的风险，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叙事，这本质上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的底层逻辑并无二致。

因此，要真正超越“中心主义”，关键在于贯彻文明互鉴的理念，真正意义上拥抱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格局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文明网络，而非仅仅是替换中心节点。

西方范式面临挑战，一分为三和将心比心或是新思路

上外附中初一杨雨鑫：我们可以如何引领正在到来的全球大变化？

杨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西方文明面临的困境中得到启发并找出答案。18世纪以来主导全球转型并深刻影响当下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形态的西方范式——以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主要规范正在失效。碳基时代行将结束，硅基时代加速到来。数智技术重构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身份政治和算法推荐加剧了社会撕裂，而西方引以为豪的进步主义已经引起欧美社会的混乱。

在此背景下，中国大有可为，毛泽东主席早在1956年就两次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1977和1988年两次就此设定了具体条件，即中国改变落后状况。习近平主席2017年以来更是明确中国要“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及中国之治，以及西方之乱这一现实，都催生了中国发挥国际引领力的内在和外部需求。和西方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和“将心比心”的交往方法或许能为新一轮全球转型提供新的思路。

遭到不解也是多元的一种，尽力将自己做到最好